周恩来在重庆战斗近八年时间，不仅是共产党派驻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代表，同时也是共产党派驻在整个外部世界的代表。当时英美驻重庆的大使都主动访问中共代表团。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美等西方国家到重庆访问的人士十分频繁，他们当中既有官方上层人物，如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共和党领袖威尔基以及美国总统罗斯福特使等，也有同情进步的自由人士；还有官方文职人员、记者、教授，也有职业军人。周恩来同这些外国人士进行了广泛接触，努力影响他们、争取他们，先后促成了中外记者访问延安、美军观察组到延安等对共产党有着深远世界影响的重要事件，使他们通过实际了解，对中国问题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乃至认识到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和抗日武装，才是对日作战的中坚力量。

周恩来正是用他独特的人格力量和卓越的工作才能，正确地表达了中国共产党的立场，特别是在国际统战工作中，说服、影响、争取到了许多人，团结了更多的国际友人，这不仅有利于共产党在抗战胜利后争取到舆论上政治上的主动权，为毛泽东的重庆谈判之行做足了准备，而且也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为社会主义建设争取有利的外部环境奠定了重要基础。

1954年，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上作演讲。

三、国家建设：谋求和平发展的外部环境

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战后世界格局形成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对峙，周恩来仍坚持从世界发展及国家的关系出发，提出战争与和平是世界的主要矛盾。

周恩来认为，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革命的政治立场，但更主张维护和保护二战后形成的和平局面。特别是从当时国内的情况看，中国也需要和平。周恩来指出，“中国人民在解放自己的全部国土以后，需要在和平而不受威胁的环境下来恢复和发展自己的工农业生产和文化教育工作”[7]。

在此基础上，周恩来总结中国外交的经验，吸收国际关系原则中进步的、合理的因素，创造性地提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建立新型国家关系和国际新秩序的准则；提出了“求同存异”的方针，为和平共处开辟了实现的途径，在根本上实现了“推动我国同各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使我们的朋友遍天下……赢得了世界各国人民和国际友好人士普遍尊敬，为党和国家赢得了很高的国际声誉”[8]，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时期创造了和平发展的外部环境。

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有毛泽东提出的“建设成为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的宏伟设想，有周恩来在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第一次明确提出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的建设目标，此后经过不断地探索，“四个现代化”要求逐步成型，在很长一段时间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目标和人民自觉行动的口号。